原标题:历史 | 万明:中国 de 白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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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中国的“白银时代”与国家转型

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明确说:“一直到元末,白银还算不成十足的货币。”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已行铜铸币,秦统一后在全国推行外圆内方的铜钱,由此铜钱成为中国古代通行一千多年的货币,而中国又是世界上首先发明和使用纸币的国家。白银在明朝成为主币,这已是学界的共识。但是,白银怎样成为主币,或说白银如何货币化的?长期以来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却缺乏专门探讨。中外史学界对于外银大量流入中国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形成的一种认识是中国出口商品使世界白银流向了中国。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就是如此自然和简单吗?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是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所作的一部史学著作,一九九八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中文版于二〇〇〇年问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译为《白银资本》,在读者中引起了“白银热”。我本人在一九九九年立项从晚明社会变迁角度研究明代白银货币化问题时,还没有看过这部书。我研究明代白银,始于当我翻开明朝典章制度总汇《大明会典》时,唯见“钞法”、“钱法”,却没有“银法”。这说明白银原本不是明朝的法定货币!因此,我认为从明初禁用金银交易,到全社会普遍用银,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再到主币的货币化进程,是一个极为不同寻常的历史现象。换言之,我要考察的问题是中外史学界以往研究的缺环:首先,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其次,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如何影响中国和全球的历史?

追寻历史,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代。大规模行用白银,是明代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发展到晚明时期,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并且自此直至一九三五年被废止,白银在中国通行了约五百年,这五百年,我们将之称为中国的白银时代也不为过。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概念,包括五重涵义:其一,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完全货币形态的过程;其二,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再到整个社会流通领域主币的扩展过程;其三,白银形成国家财政统一计量单位和征收形态的过程;其四,白银形成主币,中国建立起实际上的白银本位制的过程;其五,白银成为世界货币,也就是中国参与第一个世界经济体系或者说经济全球化建构的过程。因此明代白银货币化作为一个典型个案,是全球史的一部分。

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的考察证明,十四世纪末从市场萌发开始的白银货币化,至十五世纪下半叶经历了自下而上至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在十六世纪初奠定了白银在流通领域的主币地位,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这本来只有中国本土的意义,而这一意义由于十六世纪全球化开端,日本、美洲白银矿产资源的发现、开采和进入全球贸易而呈现出了新的意涵。白银货币化是中外变革互动的一个典型事例。十六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与全球互动的关节点,一方面美洲白银经西班牙拥有的马尼拉海上国际贸易航线大量输入中国,中国丝瓷商品远播全球;另一方面在中国一系列赋役改革之后,张居正改革的重要文献《万历会计录》——迄今中国古代唯一传世的国家财政会计总册,见证了以白银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的部分财政收入,伴随赋役—财政改革的全面推进,转型趋势明显:中国古代两千年以实物与力役为主的财政体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转型,这一划时代的变革,标志着中国由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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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的考察

从明初的禁用金银交易,到白银成为社会流通领域的主币,明代存在一个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从时间上看,全球贸易的开始,已在十六世纪以后。对于白银货币的实证研究,我们的出发点建立在对中国本土历史事实的探求,白银问题必须上溯到全球贸易以前更早的时期。

迄今为止,明代白银所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中外学界一般均以清修《明史》中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为据,以为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然而,《明史》的高度概括是有问题的。通过对明初至成化年间徽州地区土地买卖交易中四百二十七件契约使用通货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明代白银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代白银的货币化是自民间开始,到成(化)、弘(治)以后才为官方认可,自上而下地全面展开,最重要的展开方式是赋役折银—征银。以成化、弘治为界,官方认可白银从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伴随白银在赋役改革中渗透到整个社会,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市场前所未有地更加活跃起来。明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特别是大量外销丝绸和青花瓷,都可以从这里得到根据。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制度变迁、社会变迁,直至国家财政体系乃至国家的转型。

明初推行宝钞,禁用金银交易。自十四世纪末开始,随着民间用银——官方赋役折银,白银货币领域极大地扩展,白银逐渐成为流通领域中主币的趋势明显呈现。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孝宗即位后,丘??上《大学衍义补》,其中对货币问题的专门论述反映了当时人对货币现实的思考,折射出的是民间白银货币化的现实。丘??提出“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而一权之以银”,说明他看到了“朝野率皆用银”的趋势,因此主张以银为上币,作为价值尺度,建立银本位制。这是符合当时货币流通现实的建议。与此同时,十五世纪末白银货币化在社会内部的膨胀,已促进了海外贸易和移民潮的出现,使得货币和财产进一步活跃起来,唤起了人们新的、更大的白银货币需求。嘉隆之际,十六世纪初,是钱与银的最后较量达到白炽化的时期。嘉靖年间,白银在社会现实中已经占据主币的地位。此时,一方面出现了国家财政上银库的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社会上从皇族到小民都有对于白银的需求。巨大的白银需求引起供给的紧张是可以想象的,交换的根本推动力来自供求关系,在国内白银开采和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人们将寻求的视野投向海外是很正常的。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以及明朝海外政策从政治层面向经济层面的转换。隆庆初年,明朝不仅以法权形式确立了白银的主币地位,而且还有重要举措,即在福建漳州的开海和在广东澳门的开港,也即对澳门政策的确立。

从全球贸易出发,着力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影响,有学者认为是海外白银拯救了中国市场,促成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考诸历史史实,上述观点有本末倒置之嫌。我们知道,明代的赋役改革并不始自“一条鞭法”,我们不能忽视在万历初年所谓“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已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一系列赋役改革。虽然改革名称不一,内容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几乎无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事实上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印证了赋役改革与白银货币化是同步的,赋役折银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认为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
,统一折银至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根本特征。明代中国内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以白银货币化与世界近代化进程趋同发展。

白银货币化过程与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紧密相连,具有广阔的社会意义
,促进了中国历史发展三大进程,无一不与近代化相联系:

进程一:
赋役折银——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从身份到契约——与土地分离—雇工人和商帮群体形成——市场化进程。

进程二:
赋役折银——农业从单一到多元——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农业商品化——商业化进程。

进程三: 赋役折银——农村从封闭、半封闭到开放——市镇兴起——城市化进程。

以上三个进程,总括起来是一个农民、农业、农村的大分化过程,晚明社会所谓“天崩地解”的社会变迁就由此开始。

经历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白银货币化基本奠定,迎来了新一轮的改革——以财政为中心的张居正改革。张居正作为改革家在全国颁布《清丈条例》,成为财政体系转型的根本大计,带来的结果是“一条鞭法”统一征银的水到渠成。从《万历会计录》到后来的《赋役全书》,可见明朝财政体系转型的成功。张居正改革重建的新财政体系,是从以实物和力役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全面转型,这是中国两千年国家财政体系的根本转型,至此开启了中国从传统国家与社会向近代国家与社会的转型。尤为重要的是,这是明代中国与世界近代化进程趋同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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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货币化与日本、美洲银矿的开发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或者说基本奠定,使中国产生了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当白银的国内资源不足,中国市场极大地扩展,超越国界、走向世界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此白银货币化发展过程与全球互动有着密切关系。

明代后期海外输入的白银主要有两个源头,一是日本,一是美洲。

第一,日本方面。这是中国外来白银最早的重要来源。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出产金银,虽然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就有向外出口的记载,但只是零散少量的。在与中国的朝贡贸易中,日本输出的货物主要是刀剑、扇子、屏风、硫黄等,并不以银为主。这种情况发生转变,是自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当时来自中国福建漳州、泉州的商船和来自广东、浙江的船只航行到日本九州,他们的主要目的,不再是以往贸易中的那些以物易物,而是以物易银。关于这一点,不仅在中国史料中大量记载,而且在朝鲜《李朝实录》中也有确切记录。有需求就有开发和供给,日本金银贸易史专家小叶田淳认为,日本金银矿山开发在十六世纪中叶出现激增,从那时开始,到十七世纪前半期的一个世纪,是明治以前日本金银产额最高的时代,其中以银的增产最为显著。这正是中国白银货币化加剧进行,中国对白银的需求急速扩大,国内开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加速向海外寻求的时期。因此,日本银矿出产白银的突然急剧增长,应该说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在中国巨大需求的刺激下促发的。而日本对中国丝与丝织品的巨大需求,则构成了银产激增的日本方面的原因。

第二,美洲方面。谈到美洲白银,以往学界大多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西方探寻新航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黄金的需求,而不是白银。或者说黄金是他们的首选。看哥伦布的日记,这一点非常清楚,当时黄金开采是西班牙在美洲的主要矿产。在美洲发现和开发早期,这条航线上运回欧洲的货物首先是黄金。值得注意的是,从寻求黄金到寻求白银的转换,也是从十六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开始的。美洲白银开采数量的激增,正是在阿卡普尔科和马尼拉建立起联系以后。西班牙到达菲律宾的棉兰老和宿务等岛,时间是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到达东方的西班牙人几乎立刻了解到中国商品对他们的意义,于是立即开始鼓励中国海商前往贸易。为此西班牙舰队司令黎牙实比曾命令舰队在海上遇到中国商船时要加以善待。西班牙人需要交换中国商品,却没有比白银更能吸引中国商人的商品,当时在欧洲各国实际上也存在着同样情况。如此说来,美洲白银在十六世纪后半被大量开采出来,与对中国的贸易需求有着紧密联系。

此后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中国,就渠道而言,存在着多条。美洲白银不仅从马尼拉流向中国,带动了整个东南亚贸易,也在运至塞维利亚后通过欧洲的途径运至印度果阿,再流入中国;更由后来到东方来的荷兰人、英国人直接运往中国,以换取中国的商品。即使是从美洲运到欧洲的白银,也辗转输入亚洲,大部分进入了中国,法国学者皮埃尔•肖努认为有三分之一流入中国,谢和耐认为二分之一流入了中国。我本人的研究,趋向于同意谢和耐的观点。

以上考察证明了一个事实:无论是日本银矿的开采,还是美洲银矿的开发,在时间上都与中国白银货币化产生的巨大白银需求、中国市场迅速向外扩张的时间相衔接,而流向也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白银货币化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日本、美洲白银矿产的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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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货币化与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

白银是促使全球贸易诞生的重要因素。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说:“贵金属涉及全球,使我们登上交换的最高层。”与白银相联系,一边是生产,一边是交换。起因于白银需求的中国市场网络的延伸,主要特征就是将世界各处的白银吸纳进来。与此同时,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市场扩大到了全球范围,中国参与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

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白银需求国之一,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贸易通用结算方式。中国商人只要白银,影响所及,对于东亚原来受中国影响很大的铜钱货币圈也冲击巨大,包括日本、朝鲜、越南都在向白银货币化发展。伴随白银货币的极大发展,市场超越了国界,形成了市场网络的全球性链接。概言之,以三条主干线,跨越三大洲,形成了三个大小不等的贸易圈,从而构建了一个全球贸易网络。这三条主干线是:

中国—东南亚—日本

中国—马尼拉—美洲

中国—果阿—欧洲

作为三条航线终端的日本、美洲和欧洲,均为输入中国白银的来源地。其中,日本和美洲是白银的出产地,而欧洲主要是美洲白银的中转地。建立在这种供求关系上的全球市场,确立了白银的世界货币地位。换言之,中国白银货币化促使白银的世界货币职能得到了全面实现,于是一个首先建立在白银世界性运动基础之上,以白银为国际贸易结算方式的全球经济体系雏形产生了。这正是全球化的开端。

中国白银货币化促使中国与全球联系起来,在中国与全球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作为全球史的一部分,青花瓷在当时独步世界,明代青花瓷的崛起与展开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个案。当全球史开端的时候,海上贸易连接起一个全球市场和整体世界,中国白银货币化过程最终完成,中国的变革与世界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以白银为中心的贸易网络,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从整体上初步建构了全球经济体系。青花瓷在此时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参与了全球的时空巨变,从中国本土传播到世界各地,引领了全球时尚潮流,构成了新的技术与知识融通的过程,展现了新的全球文化景观。

晚明国家的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明末中国社会危机的总爆发,与世界通货危机也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然而,比王朝衰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以白银货币化为先导的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即中国从古代国家与社会向近代国家与社会的转型,至此遭遇了首次挫折。

结语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货币发展最为复杂,变动也最大的时期,以贵金属白银为征象,明朝中国与两个重要历史拐点开端相联系:一是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向近代国家与社会转型的开端,另一个是全球化的开端。这使明朝成为中国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重要转型时期。白银货币化在明代形成与最终奠定,中国加速走向货币经济化,整个国家与社会处于转型之中,形成了晚明中国最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明代白银货币化诞生于全球化开端之前,在全球化开端之际与全球的互动中得以确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 始自洪武末年(十四世纪末)白银从民间自下而上崛起的起始阶段;

(二)
以成化、弘治(十五世纪下半叶)为标志,为国家官方所接受认可,随即自上而下全面铺开的迅速发展阶段;

(三)
以嘉靖初年(十六世纪初)为标志,白银形成社会流通领域主币,成为国家实际认可的主币的定型阶段;

西汉中华白金货币化经验了什么的历程。(四)
以万历初年(十六世纪末)张居正改革为标志,白银货币全面渗透到国家财政结构之中,进入国家财政体系转型的新阶段,也即国家转型的新阶段。

作为近代开启的标志,白银货币化具有五大转型意义:

(一)中国货币体系从贱金属铜钱向贵金属白银本位制转型;

(二)中国财政体系从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转型;

(三)中国传统经济向货币经济,即经济货币化转型;

(四)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五)中国国家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

全球贸易在何时开端?丹尼斯•弗莱恩和阿拉图罗•热拉尔德兹提出全球贸易在一五七一年(明隆庆五年)诞生的观点。我认为如以活跃的白银贸易为起点,至少应该提前到十六世纪四十年代,也就是中国内部对于白银产生巨大需求,并且向海外寻求的时代。

总之,明代白银货币化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出现,首先是中国社会内部蕴藏国家与社会转型趋向的产物;它的奠定,是转型变革中的中国与正在形成中的整体世界—全球相联系的产物,也即中国与全球互动关系的产物。中国并非是西方东来后被动地与全球衔接起来,由于中国自身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的,明朝中国曾积极参与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为全球新时代的出现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万明、徐英凯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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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明,女,汉族,1953年3月生于北京,籍贯江西九江。1969年参加工作,曾工作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1983年1月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文献》杂志编辑部任编辑。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许大龄教授攻读明清史专业研究生,1988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工作,后调明史研究室。1988年至今在历史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副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明史研究室主任、徽学研究中心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所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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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读书9.12】金融、贸易、权力——《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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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 金陵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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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么去理解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呢?《黄金、美元与权力》作者弗朗西斯·加文教授从美国和欧洲的文献挖掘以及应用经济分析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对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黄金可兑换性进行重新评估。加文教授指出,布雷顿森林违背了传统智慧,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体系。很容易出现危机,需要不断的干预和控制才能继续运作。更重要的是,战后的货币关系并不是一种药膏政治,经常出现激烈争论甚至紧张的局面。事实上,在政治化的全球支付系统中,允许使用货币的国家强制实现政治和安全的目的,造成西方联盟内的深层矛盾。盖文首次披露了这种显著的影响,这种货币关系造成的裂痕在一个危险的冷战时期,使得美国逐渐实现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战略。

金融与贸易,是研究大国崛起或衰落的关键。重温历史,看看古代中国何以衰落。眼前的贸易战金融战,又何尝不是历史的再次重演。任何大国的崛起之路,必然不会一路顺风,必然是坎坷崎岖。

主讲人:金陵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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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英国,用白银、鸦片加坚船利炮突围

在清帝国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中,还包括对市场的分工、协作、交换的高度鼓励,而鼓励市场和交换的措施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康熙时代规定海关税“正额”仅为银4万3千两,而这个税额直到鸦片战争时并无改变。

下面的表中列出了自1764-1833的(东印度公司垄断权被废除前)70年间,广州粤海关仅对欧美的贸易值统计,它起码能使人一目了然地认识到:一是所谓清王朝的“闭关自守”、“拒绝贸易”这种流行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可靠的;二则它还可以通过对比显示出,中英双方同期的海关税收之差距是怎样的天文数字,从而向我们清晰地昭示着:真正给贸易和商人加上沉重负担的,究竟是中国当局还是英国当局。  

中国与欧美各国海上进出口贸易值统计


1764-1833每年平均数          单位:银两


年 度  进出口总值   进 口   出 口  出(+)入(-)货值

1764   5,545,847  1,908,704  3,637,143  (+)1,728,439

1765-1769 5,952,724  1,774,815  4,177,909  (+)2,403,094

1770-1774 6,451,012  2,094,336  4,362,676  (+)2,268,340

1775-1779 6,721,893  1,995,913  4,725,980  (+)2,730,067

1780-1784 7,002,880  1,994,617  5,008,263  (+)3,013,646

1785-1789 12,944,247  4,489,527  8,454,720  (+)3,965,193

1790-1794 13,243,083  5,894,663  7,348,420  (+)1,453,757

1795-1799 12,946,191  5,008,937  7,937,254  (+)2,928,317

1800-1804 19,129,161  8,737,364 10,391,797  (+)1,654,433

1805-1806 23,517,162 23,348,319 11,168,783  (-)1,179,536

1813-1819 22,823,948  9,053,208 13,770,740  (+)4,717,532

1820-1824 22,630,740  7,952,488 14,678,252  (+)6,725,764

1825-1829 23,551,422  9,161,314 14,390,108  (+)5,228,794

1830-1833 22,636,249  9,192,608 13,443,641  (+)4,251,033


资料来源:据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第45页两表编制,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尽管是抽象的):18世纪-19世纪的亚洲贸易市场是个怎样人头攒动、川流不息、热闹非凡的商业大道,可惜的是英国长期却找不到进入这条热闹大道的门径。于是,并非这条市场的大街是“死胡同”,而是寻找这条大街的艰苦过程,反复给英国人留下了陷入迷津和“死胡同”的深刻印象,这却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进入这个市场的有效商品所致。

我们暂且将如何应对自然生态、资源困境的问题放在一边,还是先来看一下被这一结果逼进“死胡同”的英国商人,究竟是如何从那里突围出来的吧!

因为,工业革命及其伟大成果(英国商品),如果真像人们所宣扬的那样,具有改变世界的伟力,那么19世纪后期的英国商人们,也就不至于为了“呢绒”而苦恼,满世界去寻找救星,以至于让美国人看他们的笑话了。感谢上帝,他们找到了救星,因为救星竟然就在那个被称为“世界体系”的东西里面――而这就是为什么说:在漫长的17、18乃至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对世界经济贡献其实很少,而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却对英国贡献最多。

当然,英国从世界体系找到的,首先就是白银,或者西班牙银圆。西班牙在美洲开采的银矿的85%流进了中国,在换回茶叶和生丝等对英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商品外,还导致了中国黄金的外流,因为在中国白银而不是黄金扮演着通货的角色,黄金/白银在中国的比价为1:8,而在英国则是1;16,这从而为后来的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埋下伏笔――这些自然在此不必赘述。

但是,正如彭慕兰正确强调的:白银的开采,却与任何技术和生产力的“革命”都没有关系,因为这完全是欧洲“高压统治”政策的产物。“由于欧洲获得并经营银矿,也提醒我们想到高压统治在促进欧洲经济优势中的巨大意义。”的确,我们不应该忘记,所谓“资本主义海外高压统治和工业化之间看起来更强的联系”,进一步说明,英国霸权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其技术、生产力和财富所决定的,而是由在漫长的欧洲内部战争和移民战争中日益强化的武力决定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武力崇拜,也深刻地体现在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关于民族国家、市场竞争和国际法的构想之中。或许事实竟如此:不是工业革命导致了霸权政治,而是如果没有这种霸权政治传统,工业革命其实是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为什么,能真正将英国拖入困境的不是别的,而总是一个与之类似的霸权。1779年,由于西班牙参加美国独立战争,英国的对华贸易从而彻底陷入困境。由于西班牙原来向英国开放的银元市场被封闭了,所以自1779年至1785年,没有一块银圆从英国运到中国。随后,新的美国政府强制实行纸币制度,更给英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甚至直接导致英国罗氏银行破产。而恢复装运现银之后,受银供应不稳定的影响,英国的贸易逆差进一步变得惊人。

而当英国再次发现它还是没有从“死胡同”里突围出来的时候,它想出来对付这个根本难题的办法也不是别的(实际上它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而是印度和孟加拉殖民地的产品――而那恰恰又是一项英国军事暴力和霸权的产物,我想关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大概也不必在此赘述了。

实际上,是英属印度的产品,而不是“英国商品”打开了中国市场。其中主要的产品是棉花,其实中国本身也生产的(如彭慕兰所说的棉田对于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而在中国植桑、种水稻比种棉更有市场效益,所以中国的棉花市场时而会出现周期性短缺空隙),另一个则是鸦片――这则是中国政府禁止的。但无论如何,随着印度产品的加入,市场天平似乎终于开始倒转,1804年以后,东印度公司运往中国的现银就开始大规模减少,而自1806年开始到1809年,约有700万两高成色的纹银块(而不是银圆)从广州运往印度。

从表1可以清晰看出,在70年的贸易中,中国唯一出现逆差的,恰恰也就是1805-1806这一次,这乃是一个新的界标――原因在于:印度产品对原有中英贸易的加入。

而这个新界标意味着,1804年之后的中英贸易,其实是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展开的:英国向中国购买茶叶、生丝、黄金,却用印度殖民地输入中国的产品赚来的白银结帐。从而,东印度公司不必再直接从英国乃至美洲运载银圆。更具体说就是:印度殖民商人通过东印度公司开具的汇票,将从中国赚来的款子汇到英国老家去,这就是中国/印度贸易对于英国资本积累的贡献,即使从帐面上也可以查阅的开始。

我们从前面的表中还可以看到:从1804年起,广州对于英美(除了美国棉花之外,英国对中国的进口部分,实际上都是由英属印度完成的)的贸易总值一下子就突破了2千3百多万两白银,此后一直到1833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废除,这个数字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如此大规模对于英国资本积累的支持,即使从帐面上看也是一目了然的。

显然,一个初步的结论到此才清晰起来——18世纪后期以降,英国的经济是建立在如下条件基础上的:美洲大陆的遗民空间、奴隶制庄园的农业产出、银矿的开采;印度殖民地农奴制度下的棉花和鸦片生产;中国的茶叶、黄金、生丝――特别是1804年之后中印贸易的货币盈余。而这个时期,也就是彭慕兰所说的以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的“世界经济”,与亚洲“死胡同”发生“大分流”的时期。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所谓英国工业革命其实是这几个大项的产物,然而如果将这些基本因素都考虑在内的话,我们又怎能说:英国的工业革命,标志着突破人类生态资源困境、人口压力
“现代经济”的创生?我们又怎能说:这种所谓“现代经济”可以彻底摆脱自然资源、土地和人口的制约而独立存在?

真正使英国处于有利地位的,不是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英国力图武力统治世界的霸权政治的产物。如果没有野蛮的军事暴力支持,没有“高压统治”,不但所谓“工业革命”会因为其“奇技淫巧”(1804年之前,英国可以勉强出口中国的商品,无非是坚硬的呢绒和“打簧器”,后者的大部分今天依旧陈列在故宫的所谓“珍宝馆”里供人欣赏)找不到市场而胎死腹中,而且,如果没有军事暴力,英国要想让美洲、印度都俯首帖耳,那根本就办不到。所以说,英国指责中国的“朝贡体制”垄断,那么它代表的也从来不是自由贸易,而是力图剥削全人类的炮舰资本主义。英国进而指责“怀柔远人”的朝贡贸易虚伪而且古老,那么,它就也因为其炮舰贸易的赤裸裸,而不可能长久和可持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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