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史事辨正 :《宁调元年谱》考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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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调元,清湖南省长沙府醴陵县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宣传家、文学家和诗人。在杨天石、曾景忠1988年所编之《宁调元集》中,收有《宁调元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简要记述了宁调元一生的主要经历。但经笔者查考,其中有不少内容与史实有出入,对于全面、深入、精准研究宁调元带来诸多不便。有鉴于此,笔者从中列出13个较为重要的问题,按时间顺序,分别根据有关史料,对之逐一予以考证和订正,以与编者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宁调元的名、字、号。《年谱》说:“宁调元,字仙霞,号太一。”但据笔者查考,此说与楚攸宁氏族谱的相关记载有异。据《楚攸甯氏六修族谱》记载,楚攸宁氏的祖先在明代以后,为本族人免重名越序之弊,每代定一嘉字,随时择用。至乾隆辛卯(1771),楚攸宁氏族谱经初修于“乾思魁祖 元武映宗”的行字之后,加上“卫之祥发 远振家声”八字,民国癸酉(1933),五修族谱之际,再添二十四行字,形成楚攸宁氏班行(世派)诗,以供后世命名时循序取用其中一字编入名中,以明确辈份。宁调元父亲属“乾”字派下第九世,按上述班行(世派)诗顺序属“卫”字派,故名卫均。而宁调元属“乾”字派下第十世,在楚攸宁氏班行诗序中为“之”字派,故以派序取名为“之梯”。既然宁调元的派名叫宁之梯。那么宁调元又算他的什么名呢?笔者认为,是其学名。旧时大户人家小孩入学时为方便学习,还要为小孩取个正式的名字,以供老师称呼,即为学名。虽然《楚攸甯氏六修族谱》中关于宁调元的条目中对此未作说明,但笔者从其堂弟(宁调元叔父宁卫坚之子)宁之煦的条目中发现了线索。因为宁之煦的条目中记载:“之煦,字先荣,学名调文。”由此不难推知,宁调元是宁之梯的学名。此外,《楚攸甯氏六修族谱》上记载宁调元的字却既非“仙霞”,而是“光甲”。“甲”,在天干中排第一位,通常表示居第一位;而“元”则有首、始、开端第一等意思,所以“甲”与“元”词义相近,均有第一的意思。这说明,宁调元的名和字在意义上存在词义相近的联系,符合古人取字选字的规则。宁调元作为文学家和诗人,当然也少不了号。对于宁调元的号,学界的观点似乎比较一致,即“号太一”(关于宁调元的好友,如高旭、柳亚子等常称其为太一的问题,笔者将在《宁调元的名、字、号及笔名考论》一文中专门讨论,敬请期待)。但《楚攸甯氏六修族谱》上这方面的记载却是“号仙霞,又号大一”。经查,楚攸宁氏族谱初修于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冬,重修于清道光六年(1826)春,三修于清咸丰八年(1858)秋,四修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五修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秋,六修于2005年冬,详细记载了楚攸宁氏的源流和分流、楚攸宁氏的风俗文化、楚攸宁氏的簪缨英名、楚攸宁氏的世系世录以及历次修谱的情况。该谱1898年四修之时,宁调元已15岁,宁调元之父宁卫均尚在世(1902年逝世)且为四位纂修之一。在修族谱这件大事当中,宁卫均应该不会把自己儿子的名、字、号给编错。到1933年秋五修之时,宁调元逝世已10年,宁调元之子宁祥大积极参与,不仅为其祖父卫均公夫妇、曾祖父宗绶公夫妇分别捐大洋二十元配享,且与宁调元的堂弟之煦均为纂编(纂编共四位),应该也不会把乃父和乃兄的名、字、号弄错。而况,楚攸宁氏每次修谱都组织严密,除了四位纂修,还有四位誉对,因此也不必怀疑族谱在编写、校对和印刷上出现错误。由上可知,关于宁调元的名、字、号的表述应为:宁调元,谱名之梯,学名调元,字光甲,号仙霞,又号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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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攸甯氏六修族谱

二、关于入读明德学堂的时间。《年谱》说:“(1903年)7月(阴历闰五月)
自醴陵赴长沙,进入明德学堂第一期速成师范班读书。其时,黄兴、周震鳞、张继、胡元倓等人任该校教习,课余常以‘革命排满’之说启迪后进。宁受到影响。”但经笔者查考,1903年7月(阴历闰五月)是黄兴由日本回国经上海应胡元倓之约到明德学堂任教之时,并非明德学堂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开班之际。胡元倓曾说:“前清癸卯夏,学校开办方一学期,倓赴杭约华紫翔兄来湘授英文。在沪遇克强,方自日本归国,因约其来明德共事,欣然允诺。”黄兴自己也说:从日本学师范“归国时值端方督鄂,请其开办学校,宗旨不合,乃回湖南与胡君子清[靖]、周君道腴创办经正、明德两学校,而就中办速成师范一班。”至于第一期速成师范班何时举办,胡元倓说得很清楚:“癸卯秋,开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即由克强主持,邀张溥泉(继)为历史教员。吴绶青(禄贞)、李小垣(书城)皆来湘小住。”
《明德学校史》中关于该校1903年招生开班情况的记载是:明德学堂中学甲乙两班(80人):1903年3月一1905年5月;速成师范第一期(118人):1903年9月一1904年4月。经正学堂:1903年9月开设甲乙班。由上可知,宁调元到明德学堂就读第一期速成师范班的时间应为190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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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

三、关于宁调元参加大成会的问题。《年谱》说:“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参加黄兴、陈天华、李育仁、李洞天组织的革命团体大成会。”经查,此条来自于刘谦所著《宁调元先生事略》:“会日俄战事发生,海外学生以共有损中国主权,血书数至,君悲愤甚,恒背人椎胸饮泣。始与克强先生及陈天华、李育仁、李洞天等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名曰大成会,未几解散,扩大为华兴会。”经笔者查考,此说与史实不符。第一,众所周知,早在1903年11月4日黄兴即与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吴禄贞、柳聘农、谭人凤、周震鳞等人,借为黄兴做生日酒的名义,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聚会,决定设立华兴会,领导反清革命活动,因此不可能又在1904年2月秘密组织所谓“革命团体大成会”。第二,1903年未组织华兴会之前,黄兴也未有与陈天华、李育仁、李洞天秘密组织大成会之事。章士钊曾说:“洎《苏报》(1903年7月)被封,吾从事实际革命工作,开始与克强计划如何筹款。第一步,吾二人同赴泰兴,访龙砚仙,又同赴南京,访魏肇文。旋折回沪,部署略定,乃同返长沙,始筹备华兴会。”由此可见,1903年秋黄兴由日本回到长沙之前,计划成立的革命组织就是华兴会,根本没有先成立一个叫大成会的革命团体的计划,更不可能于1904年2月成立之。因此,《年谱》关于宁调元1904年2月间参加大成会之说应属子虚乌有。

四、关于宁调元1904年在长沙脱险的情况。《年谱》说:“10月24日(阴历七月十六日)
与黄兴等集议于长沙小吴门正街东方讲习所(秘密活动机关),时华兴会谋在长沙举义事泄,湘抚陆元鼎派兵抓捕。黄兴得长沙圣公会会长黄吉亭帮助,化装潜赴上海。宁调元遇逻卒,以机警应付脱险。”据查,此说亦来自于刘谦所著《宁调元先生事略》:“克强先生与马福益约期大举,事泄,湘抚陆元鼎据探报党人方集议于东文讲习所,派兵掩捕。君闻警,匆匆出门。遇逻卒,诡辞得脱。克强先生从后门遁,匿居某教会,旋与张继同时离湘。君则仍负联络之责,与克强先生通讯不绝,清政府不知也。”但经笔者查考,此说亦与史实不符。第一,1904年10月24日,为阴历九月十六日,并非《年谱》所谓阴历七月十六日。第二,10月24日,即阴历九月十六日,为黄兴三十岁寿辰之时,这一天黄兴并未与宁调元等人集议于长沙小吴门正街东方讲习所,而是在家里过生日,招待前来贺寿的亲戚。黄一欧说:“10月24日(阴历九月十六),为先君三十周岁。这天,他亲自下寒菌面招待三位进城的姑妈。大约是早晨七点钟,西园龙宅差人持帖子来请先君去,先君正准备下面,没有去。过了半个多钟头,龙砚仙先生第二次差人持帖子来催,先君说,面还没有下好,吃了面就去。先继祖母非常机警,她看到龙宅一连来了两次帖子,催得这么急,一定是有紧要的事,因此,催先君马上就去,回来再吃面不迟。先君刚刚坐轿出门,在门口就和捕捉他的差役对面碰头了。差役见了他,便问:‘你是黄轸吗?’先君情急智生,镇定地回答说:‘我是来会黄轸的,他家里人说他到明德学堂去了,我要再到那里去找他。’于是差役跟着先君的轿子向西往左文襄祠走。先君到了明德学堂下轿,佯称进去喊黄某出来,叫差役们在门口等候。他进校后,就由靠西边的金华祝老师住室旁的小侧门溜出,躲进了西园龙宅。差役在学堂门口久候不见有人出来,才知道上当了,只得将三个轿夫带走,把他们打得皮破血流。”因此,《年谱》所谓1904年10月24日宁调元“与黄兴等集议于长沙小吴门正街东方讲习所(秘密活动机关)”之事也是子虚乌有。

五、关于宁调元倡办渌江中学堂。《年谱》说:“(1904年)冬,为广播革命种子,倡办渌江中学堂,请假回醴陵,兴建校舍,奔走于醴陵长沙间,终于将学堂办成。这一条说得比较笼统。按《年谱》所说1904年冬,两三个月的时间,宁调元不仅倡办渌江中学堂,还要“兴建校舍”,最后“终于将学堂办成”,似不可能。据笔者查考,1905年3月26日《湖南官报》上的《省内新闻》有消息曰:“醴陵志士热心学务,将去年所设之渌江高等小学堂改办中学堂,业已禀请立案。抚宪以县治设立中学,事属可嘉,爰特书‘渌江中学堂’匾额,以示鼓励。”由此可见,宁调元办渌江中学堂一事的经过应为:1904年冬回醴陵进行渌江高等小学堂改办中学堂之事,直到1905年春才“终于将学堂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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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江中学堂旧址

六、关于宁调元赴日留学的时间。《年谱》说:“(1905年)东渡赴日,入早稻田大学学法学。”又说:“(1905年)年底,与同乡姚宏业从日本归国。”这里,去的时间不明,难以判断宁调元留学日本的时间。据笔者查考,与宁调元一同赴日本留学的郭家伟(字之奇)在其《清末留东回忆》一文中将这个问题交待得一清二楚。他说:“前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千九百O五年,我方十八岁,肄业长沙经正学堂。承李莲舫先生识拔,由学堂保送,公费出洋,留学日本。此次由各学堂选拔者,似是二十九人,从长沙乘日本轮船赴汉口,正待长江轮船之际,湖广总督张之洞闻湖南学生道经汉口,欲召见吾辈,设筵祖饯。惟相见时例须磕头,学生闻之,一时为之大哗,不愿往见,而总督既说要见,亦不能拂之径去,相持不决,将近一旬。后经胡子靖先生由湖南专程来汉,为吾辈申说,始群往赴宴,惟宁调元(太一)独持头可断不可磕之说,与其他二三人未往督署。太一与我在经正学堂同班,赴日之后,即锐志革命,且力学博览。……是年春夏之交,我等到达日本东京,馆舍粗定,即有同乡前辈迎访。……阳历7月9日上午,至帝国教育会。湖南同乡会在此欢迎我等新来之20余人,渔父亦到,互道寒喧。晚饭后,渔父复到我与胡经武(瑛)寄居之卧龙馆,邀往和强乐堂观电影(日语为活动写真)。”另据笔者查考,宋教仁在其1905年7月9日的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巳正,至帝国教育会,赴同乡会欢迎会。……酉初,至卧龙馆,偕胡经武、郭之奇至和强乐堂观活动写真。”由此可证,郭家伟的上述回忆是很“靠谱”的。因此,宁调元此行到达日本的时间应在1905年7月初。这样,至年底回国,宁调元留学日本的时间仅为半年。

七、关于宁调元乙巳年在长沙度岁的时间。《年谱》说:“(1906年)1月30日(阴历乙巳年除夕)在长沙度岁。”经查,乙巳年除夕为阳历1906年1月24日。所以,宁调元乙巳年在长沙度岁的时间应为1906年1月24日。

八、关于宁调元1906年在长沙出险的时间。《年谱》说:“(1906年)7月17日(阴历五月二十六日)
湖南政治气候恶劣,经友人劝说,宁调元避离湖南,与禹之谟告别。旋赴上海。”经笔者查考,此说就来自于宁调元在《哭禹之谟烈士二十首》中的第一首之后的自注:“丙午五月二十六日,与稽亭诀别,岂意不复见面乎?”但笔者还发现,关于此次出险的时间,宁调元在一九0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记事》一文中还有更加详细的记述:“回忆去年今日,正与禹之谟、石韫三、邹价人等开湘学评议员会于邵阳中学堂。是日午后,余适再得被捕凶问,以其事商之胡子靖师。胡力劝余远遁为佳。余尚犹豫,胡立嘱平湖助余检行装,附沅江轮船出险。十一时上轮,胡师先在,谈论良久,持百金为旅费。余力辞不受,然甚感其谊也。”又说:“是日成《悼禹烈士诗>二十章。”笔者认为,关于此次出险的来龙去脉,宁调元《五月二十七日记事》记述得十分具体详细,其与禹之谟告别并离开长沙的时间应以一九0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即1907年7月18日为宜。

九、关于宁调元策应萍浏醴起义回国抵沪时间。《年谱》说:“(1906年)12月,宁调元至沪,住傅專、谢诮庄之《竞业旬报》社。”笔者以为“12月”过于宽泛。经笔者查考,1906年12月4
日萍浏醴起义爆发后,消息传至日本,同盟会立即为此开会谋响应。12月13日,宁调元还在《民报》社与章炳麟、宋教仁商谈萍浏醴起义事良久。[10]90312月中旬,孙中山、黄兴决定派谭人凤、周震鳞、宁调元等同国策应。[10]904因此,宁调元回国抵沪的时间应为1906年12月下旬。

十、关于宁调元等发起成立民社时间。《年谱》说:“1月16日
孙武、刘成禺、谭延闿、蓝天蔚、吴敬恒等人发起,在上海成立民社。……宁调元作为谭延闿的驻沪特派员,参与发起民社。”但据笔者查考,宁调元与黎元洪、孙武、刘成禺、谭延闿等20余人正式发起成立民社的时间应为1月20日。因为此日,黎元洪、宁调元等20余人同时在《申报》和《民立报》发布《民社缘起》及规约,次日又在《民立报》发布通告云:“本社现经成立,宗旨办法已有缘起及规约十七条登载报章,并推定干事评议各员分任职务。事务所现设在江西路(后马路)四明银行间壁[A]字五十号三层楼上。每日午后二时至四时为职员办事时间。特此通告。”由上可知,宁调元等发起成立民社的时间应为1912年1月20日。

十一、关于宁调元赴广东任三佛铁路湘省总办的时间。《年谱》说:“4月,为三佛铁路支路公司总办人员任命事,湖南省与广东省发生纠葛。湘路公司与谭延闿分别致电广东都督陈炯明,决定改推宁调元为总办。不久,宁赴粤就任三佛铁路总办职。”笔者以为,“4月”过于宽泛。查1912年4月25日《太平洋报》上有《铁路总办之得人》一文曰:“湖南杰士宁君调元,为南社社员兼任《民声报》总编辑,才高学富,久为海内所推崇。闻现将赴广东,经办三佛铁路,其所带有文案一人,随丁一名,俭约之风尤足以为表率,想从此整顿一切,该铁路必大有进步矣。”还需要指出的是,《年谱》关于宁调元“任三佛铁路总办职”的说法亦欠准确。三佛(广东三水至佛山)铁路又称广三铁路,为粤汉铁路支线,1903年由美国华美合兴公司建成,1906年由湘、粤、鄂三省赎回合办,三百余万元的赎回款以七份匀计,湘、鄂各占三,粤占一,因此清末,由湘、鄂、粤三省各派一名总办驻局办事,因此,没有三佛铁路总办的职位。民国初年,三佛铁路仍沿用清末的管理体制。所以,宁调元所担任的职务应是三佛铁路湘省总办。由上可证,宁调元赴粤就任三佛铁路湘省总办的时间应在4月下旬,所担任的职务应为三佛铁路湘省总办。

十二、关于宁调元由粤至沪的时间。宁调元就任三佛铁路湘省总办期间,曾因选聘技术人员曾赴上海一行。关于此次宁调元的行程,《年谱》说:“8月上旬,由粤至沪,勾留数日,8月9日返粤。”笔者以为,此说尚欠明确。查1912年7月30日《太平洋报》上有《宁太一来沪》消息云:“长沙宁太一君南社社友也。今春在上海创办《民声日报》,后以宗旨不合而去。适被推为三佛铁路总理,即往粤省。今因事来沪,于昨日到此,寓太古码头立安栈,尚有数日留也。”8月11日《太平洋报》上又有《宁太一还粤》消息云:“宁太一由粤来沪,已纪前报,勾留数日,已于前日首程还粤矣。”由上可知,宁调元此行的具体时间是7月29日由粤抵沪,8月9日离沪返粤。

十三、关于宁调元就义的地点。《年谱》说:“(9月25日)宁调元、熊樾山就义于武昌抱堂。”经查,此说亦来自刘谦《宁调元先生事略》之所述:“(宁调元)与熊樾山同日就义于武昌之抱冰堂。”但据笔者查考,此说与史实不符。第一,抱冰堂建于1907年,是清湖广总督张之洞调离湖北,升任军机大臣之时,湖北军界为其所建。张之洞,号抱冰,故该堂以张之洞的号命名,以志纪念。张之洞逝世后,抱冰堂改为张之洞祠堂。可见,抱冰堂并不是用于枪毙犯人之刑场。第二,宁调元被捕引渡后,一直关押在位于武昌的湖北省军法局内。1913年7月12日,他在致刘谦信中说:“弟以(七月)五号引渡过江,押军法局。”同月28日,他在致文斐信中说:来信“可直寄武昌军法局陆军监狱优待室内”。第三,刘谦是在宁调元就义之后,“越二日,余自长沙闻讯,乃间关往鄂,载君榇返醴”。因此,刘谦并非在枪杀宁调元的现场将宁调元灵柩运醴,其所说宁调元就义于“武昌之抱冰堂”亦并非其亲见。第四,尽管宁调元是被秘密处决,但事后报纸上对此事仍有多则报道。1913年10月1日的上海《神州日报》上有关报道有二:其一说:“二十五日午后,军法处枪毙二人,年均二十许,貌似上流人物,伏法后有舁櫘以殓者,亦不菲薄,而未见布告,不知是何罪状也。”其二说:“二十五日午后一时,军法处枪毙二人,实为宁调元、熊樾山。此为最确切之调查,非复道路传闻比也。”10月5日上海《新闻报》的报道更为详细,并点明了行刑地点:“……顷悉黎公以(宁、熊)二犯罪情重大,极为审慎,现方判决死刑。昨已电奉政府允准,就地惩办,特将该二犯由军监内提出,在军法处前执行枪毙,处长程汉卿亲自监刑,即以上等衣棺装殓。”由上可证,宁调元就义地点并非武昌之抱冰堂,而是湖北省军法局内。

(原载《特立学刊》2018年第4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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